「真相已不是真相。」（Truth isn’t truth.）
這是耶魯大學2018年選出的年度語錄，出自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之口，他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脫口而出的一句話，不禁令我們重新審視對真相的認識，思考真相的定義。
資訊混亂時代 真假難辨
前年8月31日過後兩天，香港太子站B1出口出現一幕奇景。車站鐵門插滿密密麻麻的白色鮮花，花束的包裝紙都不大一樣，大概能推斷來自不同的花店。地上也是白色的，仔細一看，是一張張祭奠往生者的溪錢。事隔一年有餘，究竟當日警察拘捕示威人士時是否存在死亡事件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，人們對於在這個夏日深夜位於鬧市的地鐵站內外到底發生了什麼，莫衷一是。
一時間，「連登仔」化身網絡偵探匍匐在討論區大肆分析，政治人物舉起「咪高峰」控訴警方暴行，各大傳媒各施其法，試圖抽絲剝繭，揭露真相。目前，已有記者聯繫到網上盛傳死亡名單上的六人，證實全部在世；警方和醫院管理局多次澄清，衝突導致有人死亡全屬訛傳。儘管如此，龐雜的信息加上不斷跳出來的新線索，令疑雲依然無法散去。至於那些堅信地鐵「冤魂」的人士，每到月底仍會舉行悼念活動。
身處當下真假難辨的世界 ，大量資訊唾手可得，虛假信息或巧妙或無意地摻雜其中。香港和世界各地一樣，正面對來勢洶洶的「假新聞」氾濫和資訊失序的難題。在社會運動和新冠疫情的夾擊下，混亂成了時代的關鍵詞。製造、傳播和接收資訊的三個階段，都可能使我們迷失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。
仔細回想，錯誤的新聞、不實的謠言或偽造的信息，並非我們這個時代才有的產物。可近年，無論是廟堂之高，還是江湖之遠，「假新聞」成為熱門詞彙。西方媒體和學界認為，2016年這一年，人類進入了「後事實」（post-fact）、「後真相」（post-truth）的時代。
再來看看香港。2014年的「佔領中環」運動和2019年的「反《逃犯條例》修訂（反修例）」運動，觸發社會陷入尖銳的對抗局面，政治和社群空前分化，「黃」、「藍」陣營各立兩端。一股「政見先行」的風氣，把假新聞、假消息、假圖片吹得漫天遍野。至2021年，特區政府開始考慮成立專項法例，管制「假新聞」問題，然而執法標準引起了廣泛爭議。
政治氣候無處不在 傳媒報道進平行時空
前文提到的「831」太子站曾死人的說法，就是近來香港社會運動中引起最激烈討論和廣泛傳播的傳言之一。類似還有「612警民衝突」、「721元朗襲擊」等事件，往往存在不止一個真相。示威、衝突，甚至任何涉及政治表態的場合，都是虛假資訊氾濫的重災區。香港傳媒在報道這類事件時，通常具有明顯的取向。
攤開香港傳統媒體的政治光譜，親民主派這一頭站得最前的報紙，立場鮮明，支持泛民，時常抨擊政府及建制黨團。光譜的另一端是親建制媒體，主要分為兩種。一種是受中央管理的「喉舌」性質的傳統左報；另一種是在不同程度上傾向北京和建制陣營的媒體，香港的大多數媒體都屬於這個類別，同時也存在中間偏左、公信力頗高的精英報。香港電台是香港唯一的公共廣播機構，雖是政府轄下部門，但經常出現批評、諷刺政府的內容，對社會運動和政治議題的描繪，不乏站在政府對面、示威者身邊的例子。
近十年左右，網上媒體在香港發展迅速，受眾日益增加，像「立場新聞」、「香港01」、「端傳媒」、「眾新聞」、「傳真社」、「橙新聞」等網媒，在各自讀者群的影響力不俗。網媒在追蹤新聞動態和深度報道上，甚至比傳統媒體更有優勢。
自從有了即時新聞的概念，媒體之間「鬥快」的競爭，比起過去有過之而不及。為應付即時更新的需要，更易忙中出錯。比如大家已習慣的港府每日新冠疫情記者會，一到下午四點半，網媒以及傳統媒體的網站、流動程式，以幾乎和現場直播同步的速度，更新文字報道。但不難發現，網媒的報道不時出現記者無意識的紕漏和錯誤，比如引用數據多了個零，人名張冠李戴，或句中漏字等。有讀者可能一眼就能糾出來，固然無傷大雅；但也有人不疑有他，懶得與其他媒體對比，不去深究，便發現不了錯漏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的確是散播了與事實有偏差的資訊，但頂多是網絡時代新聞行業速度競爭造成的低質新聞（poor journalism），算不上最糟糕的「假新聞」。
香港的網媒社群構成非常多元，立場大多壁壘分明。正如其名，網媒「立場新聞」標榜自己的立場，特別是在關於香港社會運動的報道中。其編輯部在2019年6月14日發表的社論寫道，「我們可以自豪地表明立場：我們『針對』警察」。而《橙新聞》、《時聞香港》、《港人講地》等網媒，則有明顯的親建制政界背景。按照香港網媒的生存法則，報新聞有政治傾向可以被接受，甚至能成為賣點。
可以說，香港傳統媒體與網媒都處在相似的強烈政治氣候中，在製造資訊階段已產生混亂。我們以一場反修例運動中警察和市民的衝突事件為例。當中有的媒體把後者稱為「暴徒」，有的叫作「激進示威者」，又或譽為「義士」。大家不禁疑問，真相究竟是什麼？明明是相同的時間、相同的人物參與的同一個事件，為何不同媒體的報道卻進入了平行時空？
對於警察是否過分使用暴力，或某個示威者的行為是否犯法的權力，從來都不掌握在傳媒手中，然而完全可以在機構立場的影響下，在編採人員的處理後，向讀者展示出不同的「真相」。讀者因此對事件形成不同的理解，從而影響他們的社會行為，其中當然包括政治參與。為何不實資訊傳播會影響選舉結果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哲學家蒙田（Michel de Montaigne）曾形容：在庇里牛斯山（法國和西班牙的自然分界）的這一邊是真理，到了那一邊就是錯誤。真相是多面的，「假新聞」也遠遠比想像得要複雜。我們遇到的資訊有時既非虛、亦非假，但與真相存在或多或少的距離。
港府2021年1月底首次宣布，圍封部分區域，強制進行新冠病毒檢測。在規例生效期間，香港多家媒體的記者爲進行新聞報道，登記入住圍封範圍內的賓館。其中有記者在接受檢測後，報道展示其獲派的食物，包括罐頭、即食麵等。配圖中的罐頭被放倒，未展示出拉環位置，並指出「賓館未有罐頭刀及煮食工具提供」。也有媒體刊登區議員提供的照片，稱圍封區市民收到的物資無法打開也無法食用。實際上，八成的罐頭有拉環設計，不需要開罐器開啟，受檢人士亦可按自己的喜好和需要自由選取食物。
首先，以上報道沒有事件背景的介紹，其報道手法可能讓人誤解為所有罐頭都無法徒手打開，所有食物都不能更換，同時缺少了佔大多數的居家受檢居民對派發物資的完整反應，而僅從身在賓館體驗的記者角度出發來報道。對於這樣的資訊，很難用「真」、「假」來區分，人們指責的許多「假新聞」，實際上是有問題、有缺陷的新聞，未符合新聞專業主義對報道客觀、真實、全面和平衡要求的新聞。
網絡平台去中心化 虛假資訊傳播效率高
如果把虛假資訊比作一個危險的漩渦，很多時候它的「中心」並不在報章、電視台這些傳統媒體，而是聚集在眼花撩亂的網絡世界。本世紀新聞的生產模式和媒體生態發生巨變，由政府和主流媒體壟斷信息來源的日子，已一去不復返。今天的公眾毋需被動接受傳統媒體建構起來的「事實」及解讀，擁有網絡和臉書（Facebook）帳號的一個普通人，就足以是一個「媒體」，彈指之間即獲得各類最新爆料、江湖秘聞或小道消息，然後用不着求證，輕輕一點「發布」、「分享」的按鈕，馬上變身信息的製造者和傳播者。
且不論信息的真假，負責資訊把關的老「守門人」手上權力的失落，正好對應上新媒體網站和社交平台的崛起。除了臉書、推特（Twitter）、Instagram等國際性的社交媒體，香港的「連登」、「高登」網上討論區，台灣的「PTT」，中國內地的微博、知乎、豆瓣小組已是當地民眾最常用的資訊平台。更何況一比較，「在真相穿上褲子之前，謊言已經跑了半個世界」，虛假內容傳播的效率被證實更高，比如推特上不實信息比真實信息傳播的速度，竟快了整整六倍。這項2019年由麻省理工大學團隊得出的研究結果，相當驚人。
與傳統媒體相比，社交媒體的傳播方式是去中心化的，幾乎誰都可以發聲，聲量或許比不上追蹤者成百上千萬的「KOL」（關鍵意見領袖）們，但都有被其他人聽到、應和的可能，這個特徵令虛假資訊的傳播如虎生翼。儘管不少社交平台會根據用戶檢舉，標記可能包含虛假資訊的內容，不過相對虛假資訊的威力，約束力並不強，因此難以杜絕其傳播。
在技術手段輔助下，虛假資訊變愈發危險。比如，正在興起的深度造假（deepfake）技術，通過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合成圖片、影像和聲音，顛覆了「有圖有真相」的觀念。被換臉的英女王跳起Tik Tok上流行的舞蹈，大可令皇室形象受損；容貌和聲線皆可亂真的「周星馳」和「吳孟達」為上屆台灣大選候選人韓國瑜造勢，或具擾亂選舉公平之嫌。技術運用到網絡平台，機器人經營的「殭屍」帳號不知疲倦地高效散布不實內容，製作精良的「釣魚」詐騙網站也總能迎來前赴後繼的上當者。這些都是資訊傳播途徑上的混亂。
政府傳媒陷信任危機
「真理越辯越明」，資訊卻越多越可疑。香港浸會大學在2019、2020年間進行的兩次全港問卷調查發現，近一半的受訪者不能輕易斷定在互聯網上獲得信息是否可信，有約兩成人認為「大多數網上消息都是不可信」。在看新聞的時候，超過一半的受訪者會關心報道隱藏了什麼內容，四成表示「有時會用好長時間思考一則新聞」。甚至有七成半人在看到自己關心的新聞時，會嘗試利用其他途徑搜索更多補充資料。這樣的調查結果，足可窺見大眾對如海嘯一般襲來的資訊，產生了信任危機。
民眾對政府和媒體的不信任，進一步為虛假資訊的傳播插上翅膀。根據近五年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，自2019年起，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大幅下跌，表示「不信任」的比例持續超過一半。民研最新的「市民對新聞傳媒的評價」調查中，市民對香港新聞傳媒公信力的評分，創下1997年起有紀錄以來新低。
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「市民對傳媒公信力的評價」調查的自2010年的結果顯示，市民對香港整體新聞媒介的評分持續下跌，最新一次調查（2019年）的結果亦錄得有紀錄以來最低分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在《明報》撰文形容目前業界情况「不樂觀」，「如果社會充滿矛盾，傳媒在報道時偏離專業規範，其公信力就會下跌。」
代表權威的聲音，近來時常成為民眾質疑和對抗的靶心，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，坊間流傳的新冠肺炎錯誤資訊和陰謀論甚囂塵上。世紀疫症難防，「資訊流行病」（infodemic）的破壞力同樣強勁。
大數據算法滲透日常生活
在香港，幾乎與英美地區同時，民眾對主流社交平台和通訊軟件的安全性感到擔憂，引發了一場社交媒體「大遷徙」，臉書用戶移民MeWe，WhatsApp用戶轉戰Signal、Telegram 。如同私人聚會一樣，這些平台具有特定的小群組，興趣相投、互相信任的熟人才能加入討論。在同溫層下，表達空間更自由，可以談及在公眾場合不宜分享的內容。在相對封閉的環境，很多用戶會誤以為與自己相同或相近的想法就是事實，因此虛假資訊也更有可能在這種場合中被認可和傳播。
上文提到，傳統媒體不再是網絡時代的民眾了解世界的唯一途徑，大家能夠主動地從多種渠道獲取資訊。從一般意義上說，社交平台不會決定新聞機構發布什麼，也不會決定民眾閱讀什麼，但大數據算法的廣泛使用，令人們不自覺地陷入另一種被動中。平台根據用戶的閱讀習慣和偏好推送資訊，新聞機構為不同讀者量身訂造新聞，甚至出現最極端的「內容農場」，炮製吸引眼球的虛假新聞。如此看來，民眾和資訊的關係，其實同時處於主動檢索和被動餵養共存的狀態。
在資訊傳播的過程中，人們趨向固化個人和所在群體的觀點，看不到自己與真實世界之間豎起的隱形藩籬，不願意接受真相，甚至已成為資訊混亂大環境的製造者之一，親身參與其中而不自知。這正是資訊在被接收階段無法忽視的一大缺陷。
香港「假新聞」表面客觀不誇張
為進一步發掘香港虛假資訊的特徵，本文選取香港浸會大學事實查核中心截至2021年5月底已發表的共44篇查核報告中，被查核的有關說法屬於「錯誤」、「部分真實」的37篇報告，作為小型樣本加以簡要分析和歸納。
根據已查證為不實內容的來源來看，其中很大比例來自社交媒體上的專頁和公開群組、網上討論區以及即時通訊軟件群組，較少是由本地報章、電視台等報道的資訊。雖然這可能與該機構選擇的查核範圍有關，但依然能看出本港「假新聞」的主戰場位於網絡空間。令人意料之外的是，許多涉嫌誤導或捏造的帖文和消息並沒有誇張、具有煽動性的表達，反而口吻肯定，甚至有理有據，表面客觀且專業。某些缺少明確信息來源的內容一般會戴上「頭盔」以圖免責，如加上「網上流傳」、「有消息指」、「據悉」等字眼。
至於這些不實資訊所涉及的範疇，包含政治、健康、科技、社會等多個領域，並明顯與新冠疫情和本港社會運動的最新發展動態同步。尤其近一半是與新冠有關的虛假資訊，主題包羅萬象，包括新冠疫苗效果、新冠檢測方式、新冠病毒傳染性和易感人群、因新冠確診個案關閉的場所等。
經查核為錯誤的中國內地相關內容，基本偏向負面，具有社會新聞政治化的傾向。例如指「香港出現內地製造的冒牌奶製品」、「香港衛生署六萬多港元高薪聘請內地醫生」、「內地罕見病藥物價格是澳洲的數千倍」等說法。由此推測，這類信息的傳播符合了一部分讀者的政治立場和固有觀念。
此外，為數不少的虛假資訊涉及翻譯錯誤。出現錯譯的原語言除英文外，還有法文、日文等。這些內容其實只要找到有關報道、報告、發言的原文或原片，就不難破解，但或許由於翻譯軟件的局限、缺乏獲取原文的渠道等導致了這類錯誤。
事實查核機構湧現 自動偵測起步
大量虛假資訊在適合其生長的社會土壤中，不斷繁殖擴散，但不可能每個人都擁有辨別真假、發掘真相的能力和資源。這時，事實查核機構的存在和有效運作就顯得極為重要了。
近年，為應對虛假資訊的廣泛傳播，除了新聞機構對發布內容的事前查核，全球範圍內相繼出現針對資訊發布後的事實查核平台，傳統媒體、社交媒體、非政府組織、學術機構等都參與其中。
儘管香港目前尚未有正式獲國際認證的事實查核機構，但近年事實查核的風氣開始盛行，民眾遇事先問「已FC？」（已Factchecked，即已查核），一批事實查核機構在這種氛圍下應運而生。香港的事實查核機構大致可分為民間自發、附屬於既有新聞媒體、與學術機構相關等。部分機構因缺乏公開資料，無法確定其背景。
2014年成立的臉書專頁「求驗傳媒」是香港較早出現的事實查核組織，主要驗證新聞及網上資訊。臉書是其唯一平台，查核結果一般以簡短、口語化的形式發布。其團隊成員身份不明，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自稱是志願組織的「有心人」。2020年成立的「香港事實查核中心」，同樣沒有公開組織架構和團隊名單，至今發布的查核報告總計不到五篇，去年8月底後便不再更新。
屬於新聞機構轄下的事實查核機構，則有法新社的香港事實查核團隊及傳真社（FactWire）。法新社的事實查核團隊與臉書合作，查核對象包括香港本地和國際資訊，查核報告語言為英語。傳真社作為香港一家專門從事調查報道的新聞通訊社，與雅虎合作，去年4月開設事實查核平台，在其網站、臉書、推特及雅虎香港可看到查核報告。
學術機構方面，與香港大學的「亞洲新聞資訊教育網絡」實驗室（ANNIE Lab）主要由新聞系學生不定期撰寫查核報告不同，去年年底成立的香港浸會大學事實查核中心（HKBU FactCheck Service）是以學術研究為基礎，本港首個有系統並由獨立學術機構設立運作的事實查核機構；除人工查核外，設有流動應用程序供媒體工作者以「廣眾參與」模式參與查核，公眾亦可下載流動應用程式，接收最新查核結果。浸大事實查核中心以人機混合智能系統為發展方向，正在開發香港首個以本地語言為基礎，並由人工智能支援的「虛假新聞研究數據庫」，將利用電腦計算模式進行不實資訊偵測和查核。
另外一個活躍的事實查核機構「事實查核實驗室」（Factcheck Lab），是由香港文化及媒體教育基金資助的獨立運作項目，於2020年成立。事實查核團隊包括資深傳媒人、獨立記者和學者等，同時與以網媒為主的新聞機構合作建立編輯室。
總體來說，香港的事實查核機構大多數依靠人工查核，由全職專業人員把關並保持定期更新的機構數量不多，人工智能協助查核和自動偵測虛假資訊領域，仍處在起步階段。部分機構缺少透明的團隊人員名單及財政來源說明，或因此影響查核結果的公信力。
事實查核是一個快速發展的新興機制，乃至成為一種社會實踐運動。從目前的經驗來看，虛假資訊問題沒有因為事實核查機構的出現而藥到病除。在一些情況下，更正的信息非但無助改變人們錯誤的認知，甚至會強化錯誤，又或者事實查核的結果本身就有問題。社會中政治對立的極化觀念和民眾的信任危機，非一時三刻能解決，但事實查核機構的工作和事實查核觀念的逐漸普及，讓我們看到改變混亂的資訊生態和提高民眾媒體素養的可能性。
各司其職 守護真相
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科技發達的網絡年代，但互聯網和科技同時是令虛假資訊猖狂橫行的主要推手。那麼，可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？利用更有效的科技手段遏制它，甚至令它消弭於無形，這極有可能是未來的一個治理方向，相信需要學術研究機構、傳媒業界、公私營組織的長期投入與積極合作。
毫無疑問，「假新聞」和謠言不是新事物，我們反覆探討它們，是因為其範圍開始變得更廣，影響變得更大，嚴重程度不可同日而語。更由於如此，新聞媒體有責任填補民眾觀點與真相之間的鴻溝，扎實地以事實為根據報道，贏得民眾信任；事實查核機構盡力扮演好守護真相的「防火牆」角色，推動媒體素養教育；一般民眾一方面可學習識別虛假資訊的具體技能，從多渠道閱讀新聞，全面評估內容準確性，同時不要忘記大多數情況下，依靠常識便能作出判斷。
在「後真相」時代，真相的定義複雜而微妙，無人能面面俱到地描繪出真相的所有樣貌，乃至謠言都不能止於真相。但是，困惑和不安的我們，還是要仰望和追求真相。若果無法一步到位，那就用盡所能，艱難地無限接近它，步履不停。
（作者簡介：陳璁，《亞太新聞評論》助理編輯）
